提到大隈重信，或许很多中国人并不太熟悉，但说到早稻田大学，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位大隈正是早稻田大学的创办人之一。文史君曾在某视频平台看到一位UP主游历日本，当他走进早稻田大学时，表现得非常羡慕，口口声声称呼大隈先生。的确，早稻田大学在亚洲学府中地位崇高，值得我们尊重学问和历史，大隈为日本贡献了巨大的财富。然而，值得提醒的是，正是这个“大隈先生”策划了灭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且以强硬的姿态强迫中国接受，背后有着令人难以忽视的历史阴影。
大隈重信出身佐贺藩，佐贺虽然在明治维新中贡献了许多功臣，但比起萨摩、长州两大藩的影响力要稍逊一筹。尽管如此，大隈在明治维新后依然成功跻身日本中央权力层，担任了重要职务，最终成为财政部长（大藏卿）。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刚刚成功，但国内部分高层对扩张野心产生了忧虑，担心由于缺乏经济基础，侵略可能会失败。作为财政部长，大隈非常清楚日本当时的财政状况远不足以支撑一场侵略战争。因此，他提出应先发展经济，再考虑扩张，这与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主张的内治优先理念高度一致。两人因此结成了盟友，大隈得到了大久保的信任，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
展开剩余83%然而，到了1874年，日本的侵略野心再次膨胀。这次，日本政府以琉球漂流民事件为借口，打算进攻台湾。大隈全力支持这一计划。他在《大隈侯八十五年史》中提到，佐贺家乡由于政府对朝鲜事务的拖延，爆发了“佐贺之乱”，大隈担心自己会受到牵连。就在这个时候，日本收到了清朝承认琉球和台湾为“生番”与“化外”的消息。对日本来说，这意味着琉球和台湾是无主之地，大隈因此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随即开始鼓动侵略台湾。
大隈与大久保一起筹划台湾事务，提出台湾不属于清朝，而琉球是日本的领土，征服台湾是日本的责任。为了推动这一计划，1874年2月6日，大隈和大久保将《台湾番地处置要略》提交给参议会，核心内容便是：台湾不是清朝的领土，征服台湾是日本的责任。尽管日本在当时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进行大规模侵略，但大隈依然采取了果断措施，他决定从国库中紧急购买美国的船只，以便快速向台湾派遣军队。最终，侵略军成功渡海，开始了对台湾的侵略。
接下来的几个月，日本军队在台湾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并焚烧了多个土著村落。大隈毫不手软，他积极推动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尽管日本政府考虑到实力问题，最终并未直接吞并台湾，而是通过勒索清朝赔款来为撤军提供“借口”。在这一过程中，大隈充分展现了他强硬的外交姿态。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大隈的政治局势开始变化。1878年，大久保被暗杀，萨长藩内部的政治斗争日益激烈，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新一代政治人物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更倾向于派阀主义，排斥佐贺藩的势力。1881年，伊藤和山县借大久保守孝之名，开始打压大隈。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中，萨长藩阀借口开设国会的问题，成功将大隈等佐贺派人物踢出了政坛。
失去了权力的大隈并未放弃，他转向文化和媒体领域。一方面，他创办了报纸，猛烈抨击政府的专制，倡导民主与自由；另一方面，他创办了东京专门学校，为自己的派系培养新一代力量。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为了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在此期间，大隈并没有完全远离政治，他通过媒体和学校在中日关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壬午事件”和“甲申事件”中，他积极为日本的军事行动辩护，声称日本是为了帮助朝鲜“独立”，而对清朝的行动只是“自卫”。
1885年4月，中日签订了《天津条约》暂时缓解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此时的大隈借助早稻田的学生群体发起游行，号召日本政府坚决帮助朝鲜“独立”，实际上是在排除清朝对朝鲜的控制。大隈与伊藤博文的矛盾也在此时显现，他提出了一些激进的外交政策，要求清朝从朝鲜撤兵，并要求清朝赔款，但伊藤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尽管此前大隈一直在呼吁民主与自由，但一旦战争爆发，他立刻与政府站在了一条战线。他在广岛大会上公开宣称，战争是国家兴盛的机会，必须全力以赴。在甲午战争中，大隈表现出了极高的积极性，支持日本军队扩张，并参与了慰问侵略军的活动。战争结束后，大隈受到了政府的赏识，1898年2月被任命为外务大臣。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列强加速瓜分中国，日本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大隈提出了著名的“支那保全论”，声称日本有责任帮助中国维持统一，以防止列强分裂中国。然而，这一提议并非出于善意，而是为日本最终占领中国打下铺垫。大隈的言论为日本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一些政治资本，但他的真实意图无疑是将中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到了1914年，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迅速扩张。在大隈的策划下，日本在东亚的战略不断加码，甚至试图通过控制德国在中国的利益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大隈还通过公开威胁中国，迫使其保持中立。最终，日本在山东的侵略行动迅速升级，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定范围。
但最为恶名昭著的，还是大隈在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条”，这一条约试图通过强迫中国接受一系列不平等条款，彻底削弱中国的主权。面对中国的抗议，大隈毫不退让，甚至在国内外压力下，坚持推动这一条约的实施。他在回忆这一事件时，竟然称其为“敦促支那觉醒，帮助支那实业和自立”，完全无视中国的痛苦与屈辱。
正是由于二十一条的强行推行，中国的抗日情绪爆发，国内反日情绪急剧上升，最终在内外夹击中，大隈于1916年下台，之后再未复出。大隈的历史形象在中国人民心中注定是一个深刻的负面记忆，作为一个推动日本侵华政策的关键人物，他所做的一切至今仍让人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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