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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静中体认”到“敬外无静”——试探朱子对“主静”的消解过程 陈双珠同济大学讲师来源：《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4期摘要：“主静”与“主敬”都是宋代理学家所提倡的成德工夫。二程及朱子晚年都对主静的理解发生了重大转向，主要体现在以“主敬”逐步消解“主静”。这是朱子逐渐摆脱延平的影响的过程，也是出于与陆学的论辩的需要，是朱子通过对伊川晚年之说的深切体认而完善其自身思想体系的结果。这一问题在朱子的工夫系统中是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旨在梳理出朱子对“主静”的工夫变化的脉络，在探讨“主静”与“主敬”关系的变化中把握朱子对涵养工夫的构建与完善的过程和特点。
关键词：朱子；涵养；敬；主静；工夫
“主静”与“主敬”都属于宋代理学家所倡的成德工夫，但是二者的地位在程朱理学时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向，在朱子晚年时期更是对二者的关系作了大量阐述。北宋周敦颐提出“主静立人极”后，“主静”成为成德的主要修养工夫，其后“主静”的思想影响至二程。早期程颐每见人静坐就叹其善学，徐复观甚至说其早年：“主静的意味重于主敬的意味”。[1]相应地，“静坐”之法则为程门弟子递相传授，至罗豫章、李延平时尤甚。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主静”最后并没有成为二程工夫修养的主流，伊川提出“入德必自敬始”，最终确立了以“主敬”和“穷理”为主体的工夫修养框架，其中隐含了伊川从“主静”到“主敬”的重要转向，比如伊川说：“敬则自虚静，不可把虚静唤做敬。”[2]又说：“自古儒者皆言静见天地之心，唯某言动而见天地之心。”(《二程集》，第201页)对有人提出“敬莫是静否?”的问题时，伊川直接回答：“才说静，便入于释氏之说也。不用静字，只用敬字。”(《二程集》，第189页)徐复观对此评价说：“伊川晚年由静转向敬，也反映出他是以动为人生的基本态度。”[3]
伊川对于敬与静、动与静等关系的理解对朱子的工夫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朱子曾言伊川最有功于后学为此说。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朱子确立“主敬涵养”思想并不是直袭伊川晚年的结果，其同样也经历了以“敬”消解“静”的过程，这是朱子思想成熟的过程中逐渐摆脱延平的影响的过程，也是其思想成熟之后在对二程、陆学、浙学等多个学派思想作反省和检查中逐渐形成有自身思想特色的结果。实际上，这一问题也是属于朱子工夫系统中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钱穆曾说：“因辨已发、未发，涵养、省察，而有主静、主敬之争，此尤为宋明理学家相传的一大问题，不可不详论。”[4]
可惜的是，学术界对朱子“主敬涵养”的工夫思想研究得比较充分，但对朱子“主静”的工夫的变化脉络，以及“主静”与“主敬”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十分缺乏，哪怕是注意到该问题的钱穆先生，也只是止步于朱子对延平和二程对主静工夫的基本态度，并未深入追究，比如他说：“朱子深不喜偏重主静，故于李延平默坐澄心之教颇未相契。”[5]又说：“朱子对二程教人静坐，亦费解释，不全赞同也。”[6]可见，钱穆未对朱子“主静”的工夫思想未作脉络化的梳理，结论还是较粗，本文旨在对朱子“静”与“敬”的关系作脉络性的梳理，并依此窥探“主静”在朱子涵养工夫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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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说”时确立“主静”工夫
在“中和旧说”之前，朱子对其师延平“静中体认”的工夫并不赞同，但至他确认“未发之中”的地位后，未发工夫的重要性得到证明，朱子便对延平未发工夫的认识有了转向。乾道二年丙戌，朱子在与何叔京通信中说：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然当时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尝不愧汗沾衣也。[7]
可见，朱子认为如果静中未发体认的工夫做到位，则自然就能在已发后达到中节的状态，说明此时朱子已注意到未发工夫的重要性，未发工夫是前提，已发后的状态是结果，并且朱子将未发工夫诠释为“静中体认”。朱子由此而正视延平的“静中体验未发气象”的工夫，并认为这是杨时门下“相传指诀”。并且，朱子反省自己当时在延平先生亲自传授时，因过分喜欢讲论和章句训诂，所以对此“静中体验未发”工夫没有尽心体会，故导致对静中工夫也没有真正落实，对此未发工夫没有实际见地，是辜负了老师的教诲，十分惭愧。
“中和新说”确立后，朱子的心性学架构是以心贯通未发已发，在此基础上，朱子将涵养工夫贯彻未发已发、通贯动静，并明确了未发前“主敬”是“静中”工夫。他说：“'敬’字通贯动静，但未发时则浑然是敬之体，非是知其未发方下敬底工夫也。既发则随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答林择之》，《朱子全书》，第1980页。1169年)可见，朱子在此区分了敬在未发已发时的不同说法，认为未发时静是敬之体，已发后动为敬之用。而对于静时究竟是怎么样的状态，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已经明确将其描述为“心未感物，思虑未萌”。
伊川论中直静之字，谓之就常体形容是也。然静字乃指未感本然言，盖人生之初，未感于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岂非常体本然未尝不静乎?惟感于物，是以有动。然所感既息，则未有不复其常者。故熹常以为静者性之贞也，不审明者以为如何?“主静”二字，乃言圣人之事，盖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义”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宾主尔。观此则学者用工固自有次序，须先有个立脚处，方可省察，就此进步，非谓静处全不用力，但须如此，方可用得力尔。前此所论敬义，即此理也。(《答林择之》，《朱子全书》，第1981页。1169年)
由上文可见，朱子说伊川论“中”、“直”、“静”等字，都是借助“常体”来形容它。“静”字指心未感物时其本然的状态，人刚出生时，没有与物通感，此性湛然澄清，即是本然的“常体”而为“静”。与物感通之后，就能发动。然而感于物后静的状态就消失了，则没有再恢复到“常体”的状态了。
朱子又提出“主静”是圣人的工夫，是“定之以中正仁义”而言的，如此则能明白此四者中又有主客之分，学者做工夫要有次序，必须先确立涵养，才可以去省察，从这点开始，静的时候并不是全部都不需要用力，但应当在静中确立工夫的立脚处，才可以有得力的地方。而对于敬与义的关系，也是一样的道理。
可以看出，此时朱子强调静时性全为湛然的状态，而动时既息，以此说明静中工夫的重要，朱子将静的工夫的作为工夫立脚处，安排在省察之先，又以此说明敬与义的关系，也就是说朱子以“静中主敬”的工夫作为所有工夫的基础。
朱子又以“中正仁义”说明主静在先的工夫次序，即是以中为主，正为客，以仁为主，以义为客，如此，则说明“中”的工夫、“仁”的工夫本身就是属于静的工夫，而静的工夫并不是列于敬之外的，因为朱子又说：“周子之言'主静’，乃就'中正仁义’而言，以'正’对'中’，则'中’为重，以'义’配'仁’，则'仁’为本尔，非四者之外别有主静一段事也。”(《答张钦夫》，《朱子全书》，第1420-1421页。1169年)朱子将中与正、仁与义、敬与义对举，均是为了说明未发之敬是对中、“仁体”而言的，说明中、仁是静中的工夫。
朱子明确将“人生而静”之“静”解释为“未感物”时心的状态，朱子认为心未感物时，此心浑然与性为一体，天理全具，而为未发之中，“中”就是用来描述性的体状。朱子又提出心未发时如果没有主宰，则心不能安于静的状态，本性就会昏暗，没有等到应事接物时心就已经差了。所以“中和”是指道之体用，从人身上说，则是“中”为未发，“和”为已发。朱子在此言“中”的重要，也是在强调未发时也就是“静中”做工夫的重要。
而对于“静”的肯定，朱子不仅从人生而静、天理全具的角度而言，更是从辩证的角度说明因为静不可能永远为静，必定要发为动，所以“静”的状态就有了意义。他说：“夫谓'人生而静’，是也，然其感于物者，则亦岂能终不动乎?今指其未发而谓之中，指其全体而谓之仁，则皆未离乎静者而言之。”(《答吕伯恭》，《朱子全书》，第1432页。1171年)
朱子对静中工夫的肯认，一方面是基于对未发以及其与已发关系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对延平的“静中体验未发工夫”重新实践的结果，他说：“今日因思此义，偶得一法：大抵思索义理到纷乱窒塞处，须是一切扫去，放教胸中空荡荡地了，却举起一看，便自觉得有下落处。此说向见李先生曾说来，今日方真实验得如此，非虚语也。”(《答蔡季通》，《朱子全书》，第1994页。1170年)
从这些来看，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对未发涵养工夫的重视，故对静中做工夫也有了自己的理解，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朱子对“静”只限定于“未感物”之静的状态，即未发的状态，但却不是未发之中。他对此十分注意，因为如果以“静”状未发之中，则就是“以静状性”，就落于佛家的“性”而没有生命力。他说：
伊川先生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熹详味此数语，与《乐记》之说指意不殊。所谓静者，亦指未感时言尔。
当此之时，心之所存浑是天理，未有人欲之伪，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动，则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则亦无自而发，故曰性之欲。“动”字与《中庸》“发”字无异，而其是非真妄特决于有节与无节、中节与不中节之间耳。来教所谓“正要此处识得真妄”是也。然须是平日有涵养之功，临事方能识得。若茫然都无主宰，事至然后安排，则已缓而不及于事矣。(《答胡广仲》，《朱子全书》，第1899页。1172年)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伊川所谓“静”为人初心未发时本然为真与静的状态，此时性具于心，等待形体生成后与外物接触而心发动，心发动后就产生了情，情有炽热容易泛滥的特点，但是情之性却是坚定的。朱子认为伊川所解释之动静与《乐记》中所言动静无区别。
朱子也认为“静”是心未感物时的状态，即未发的状态。此时心已具众理，无人欲的影响，所以《乐记》中称此为“天之性”，待感物而动时，就有了是非、真妄的区别，但是如果没有未发之性，就没有已发之情的来源，所以欲是性之欲。朱子又认为《乐记》中“动”就是《中庸》的情之发，是非、真妄的区别决定于情之发是是否为中节而已。
更进一步，朱子提出胡广仲来信所说要在情之发处“识得真妄”工夫是有欠缺的，朱子认为必须要在平日就下涵养的工夫。如果心未发时茫然没有主宰，遇事之后再安排，则应付不了事情的变化。
在此可知，朱子将《乐记》中的动静与《中庸》中的未发已发相贯通，以静状“未感物而静”，以动状“感物而动”，但却不以动静分是非、真妄，因为是非、真妄是感物而动后以中节或不中节而进行的区分，是工夫后的结果。然而，虽不能以动静言是非、真妄，并不等于说不能以动静言性，虽然《乐记》中以静为未感物时的状态，但并不是以静为性。在朱子这里，“性”不是静，却“该遍动静”。
朱子认为性作为理，具备了动静之理，如果专门以静形容“性”，则是对“性”的理解有偏差。《乐记》中以静为天性，只是说未感物以前，私欲未萌，心与天理浑然为一的状态而已。真妄与动静不同，性包含了动静，都是真而无妄。如果取消真妄之分，则就是像韩愈以“道无真假”批评明道“人生而静”之静。
朱子进一步提出，伊川的“其本真而静”并不是说其本“真而静”，而是在说其本先“真”而后“静”，“真”指性之本体，“静”指心未感物时的状态。明道先生所说“人生而静以上”之“静”只是情之未发，但由情之未发则可以看见性之全体，并不是真的以“静”来形容“性”。由此可见，朱子以“静”形容心之未感物，情之未发的状态，并没有直接“以静状性”。
对于“静中主敬”的存养工夫，朱子还强调“静”的标准不是“事”，而是“思虑”，朱子说：“主敬存养，虽说必有事焉，然未有思虑作为，亦静而已。所谓静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谓，而所谓必有事者，亦岂求中之谓哉！“真而静”是两字，“纯一无伪”却只说得“真”字。(《答何叔京》，《朱子全书》，第1838页。1172年)如此可见，朱子婉转提出“敬在事中行”，事与静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状态，只要是思虑没有发生作用就是静，而静并不是心如槁木没有知觉，而是“知觉不昧”。
可见朱子在“事”中仍保留了“静”的空间，说明此时朱子对“静”这一状态是比较肯定的倾向。朱子又强调“静中主敬”是静中之动，如此便对“真”与“静”作了区分，“真”指心体纯然无伪，“静”则指思虑未萌，静是状态，真是境界，二者不能等同。在此，朱子花费大段笔墨来说明这个问题，显然是为了强调不能将“静”等同于“性”，如此，涵养工夫作为存性工夫是能通贯未发和已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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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年慎言“主静”
《四书章句集注》的编订标志朱子心性学说基本建构完成，此后朱子进入到对其中许多问题的反复思考与修改阶段，朱子对此前所确立的思想随之开始反省。在涵养工夫上即体现为朱子改变了此前对周敦颐“主静”思想的遵从，并超越延平师说，开始慎言“主静”。这说明朱子“中和新说”时期其“主静”思想并非定论，对此学术界曾有过比较大的争论。
清代朱子学王懋竑作《朱熹年谱》，其中提出朱子四十岁时《答张钦夫》“诸说例蒙印可”一书(即《中和新说书》)有许多“未定之论”，他列举七条，其中有三条是关于朱子“静”的思想。[8]后牟宗三对此详加辨析，并提出反对意见，他说：“王懋竑所谓'未定之论’，无一可通”。[9]
牟宗三认为“中和旧说”阶段不可为定论，但《中和新说》后应为定论，他说：“论心学一书(案当云《中和新说》以为定论。此书在乙丑初悟已发未发之分时，尚多未定之论。如以'静中知觉不昧’为复，'寂而常感，感而常寂’，'以静为本’，诸论皆后来所不言。即如'仁中为静，义正为动’，与《太极图解》正相反。岂可据以为定论耶?”[10]
在此，牟宗三认为朱子中和旧说之前言静之论后来皆所不言，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进梳理展开，均以《中和新说》为定论，似乎过于笼统。现对朱子言静的变化作如下梳理：
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方其存也，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是则静中之动，复之所以“见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纷纠而品节不差，是则动中之静，艮之所以“不获其身，不见其人”也。有以主乎静中之动，是以寂而未尝不感；有以察乎动中之静，是以感而未常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贯彻而无一息之不仁也。(《答张钦夫》，《朱子全书》，第1419页。1170年)
此文作于乾道六年，朱子在中和新说初期提出未发前“主敬”涵养为静中之动的工夫，是为“复”卦，而以已发后敬行于省察为动中之静的工夫，是为“艮”卦，对于以“静”为“复”，同年朱子修订成《太极图说解》，他说：“然静者，诚之复而性之贞者也。”[11]此后则不以“复”言静，所以牟宗三说其后来“不以复言静”应是在44岁后。
而朱子在此所言“寂而常感、感而常寂”即是在说明涵养工夫贯彻未发已发、动静语默，对此朱子43岁时还说：“心该诚神，备体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动者，诚也，体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答石子重》，《朱子全书》，第1933页。1172年)
在此，朱子仍是以“寂而感、感而寂”来形容以敬贯彻动静的工夫，但此后朱子再也不言，如牟先生所言。对于“中正仁义”的理解，朱子在《太极图说解》中以“元亨利贞”来解释“仁义中正”，以仁义为动，中正为静，确如牟先生所说，完全颠覆了此前以仁中为动，义正为静的解释。
朱子“以静为本”的思想，至淳熙三年《太极说》中仍然保持着，朱子50岁时仍说：“持敬以静为主。”1250岁后则较少见朱子言“主静”。对此，学者徐复观也曾指出：“元晦毕生推崇周敦颐《太极图说》，在乾道九年夏四月成《太极图说解》，时年四十四岁，顺《图说》'而主静’之意，谓：'此言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本之于静也’。又谓：'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但从四十八至六十四止，他作了四篇濂溪祠，阐扬周氏思想，却没有一处提到静，也可窥见词宗消息。至伊川谓'敬则自虚静，不可把虚静唤作敬’，又谓'言静则偏了，而今且只道敬’，又谓'若言静便入于释氏之说也，’尤为元晦四十三岁以后谨守不失，且视此为儒、释大防之一，深以言静为戒。”[13]
在此，徐复观先生提出朱子从48岁至64岁之间作了四篇濂溪祠，但并没有一处提到静，所以朱子48岁后不言周濂溪“主静”工夫。本文认同徐先生所说朱子43岁后对二程“主敬”思想谨守不失，但朱子在48岁后非不言“主静”，更确切地说，是不从工夫上言“主静”。
中年朱子对“主静”的转向最重要的就是将“主静”作了重新的诠释，“静”成为了境界语。朱子思想系统成熟之后对于工夫的思考更为严谨，对静与敬的分辨逐渐清晰，更偏重以敬说静，敬为工夫，静则为效验。淳熙八年，朱子(52岁)与程正思通信中说：
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静敬”二字该之，则恐未然。盖圣贤之学，彻头彻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静之为言，则亦理明心定、自无纷扰之效耳。今以“静”为致知之由，敬为力行之准，则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当矣。《中庸》所谓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笃行终之，此可见也。苟不从事于学问思辨之间，但欲以静为主而待理之自明，则亦没世穷年而无所获矣。[14]
在此，朱子对程正思致知力行之说进行了肯定，但是他提出如果以“静敬”两字概括致知力行则不合适，因为工夫只一个“敬”字。致知，是以“敬”致之，力行是以“敬”行之，“静”只是工夫后理明心定、心自然没有纷扰的结果。在此，朱子表明“彻上彻下”的工夫的只有“敬”，而不是“静”，且“静”是工夫后的效验不是工夫，如此“静”与“敬”便有了明确的区分。朱子又说如果如程正思所说以“静”作为致知的根据，“敬”作为力行的准则，则力行就在致知之先，有失知先行后的工夫次第。
朱子进一步引《中庸》中以致知为先，以力行为后的说法来作为不能以静为致知的根据，朱子认为如果不先去学问思辨，却想以“主静”来使天理自然明了于心，无论过了多少年都不可能实现的。在此，朱子论证“静”作为工夫的效验不能在“致知”之先，强调“主静”不能明理，只有通过致知才能明理，将“静”限制在工夫后的效验，颠覆了早期的“主静”存养的说法。
1184年，朱子又致信梁文叔，提出存养工夫不能只从静中做，他说：“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须实下功夫，只说得，不济事也。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学者静中有个主宰存养处，然一向如此，又不得也。”[15]由此可知，朱子认为日用中应实下工夫，不能只说不做，在此朱子强调“事中涵养”的重要。朱子又提出其师李延平“静中体验未发”的工夫只是要求学者在静中有主宰存养的地方，但是如果一直做“静”的工夫，则也不能得到这一主宰。从朱子对延平的态度上看，朱子此时对“主静”的工夫与中年时期相比明显谨慎许多。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朱子对“主静”的谨慎并不等于朱子否定了周濂溪的“主静”之说，朱子59岁时与陆子静进行“无极太极”之辨，当时李守约认为《太极图》主静之说是出于老氏之说，朱子认为他是“比会江西一士人”，[16]并说：“江西士人，大抵皆对塔说相轮之论，未尝以身体之，故敢如此无忌惮而易其言耳。”(《答李守约》，《朱子全书》，第2602页。1188年)在此，朱子认为江西陆学皆是禅学，从来没有亲自做工夫，所以才会下如此定论。
可以看出，朱子并没有否定周濂溪的“主静”之说，这是因为如前文分析他不从工夫层面去理解其“主静”之说，而从境界层面去诠释，对此钱穆便说：“濂溪之主静立人极，此就人生界言。……主静立人极之静，乃是心体，非心工夫，朱子称之曰此心湛然纯一。此则在境界上说，非工夫上语。朱子言主静，大意如此。”[17]也就是说朱子对“静”作了境界上的限定，但并没有将其划入佛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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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年对“主静”的限制
朱子晚年对“主静”的限定首先体现在其继续将“静”限定为工夫的效验。60岁后，朱子在晚年阶段对于“敬”的立场是一贯的，仍是以“敬”贯彻未发已发、贯彻动静无间断，如朱子62岁时对郑子上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答郑子上》，《朱子全书》，第2691页。1191年)并于同年赞同徐居甫所说“主一盖兼动静而言”。(《答徐居甫》，《朱子全书》，第2788页。1191年)
对于敬在动静之中的落实，经前文分析可知朱子在50岁后因与陆学论辩，对主静工夫保持比较警惕的态度，朱子晚年仍是这一立场，朱子将“静”限制在工夫后的效验上。1189年，朱子致信李时可说：“所论《大学》之要，甚善。但定静只是知止之效，不须言养之以定静，又别做一项工夫也。”(《答李时可》，《朱子全书》，第2612页。1189年)在此，朱子认为“定静”是工夫后的效验，不需要另外别做“静”的工夫，可见朱子晚年并不以“静”作为单独工夫，“静”作为工夫层面上的意义被逐渐消解。
不同的是，朱子晚年时对延平的“静中验未发气象”的批评没有之前那么激烈，但还是对静中涵养工夫保持比较警惕的态度。《语类》载：“或问：'延平先生何故验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而求所谓中?’曰：'只是要见气象。’陈后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见未发气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这里，又差从释氏去。’[18]可见，朱子认为延平静中验未发气象并不是为了“求中”，而只是为了见气象，但如果往这个方向一直下去，则可能落入佛教工夫。朱子晚年对“主静”的限制更明显地体现其否定了“存养多用静”的说法，对“静”的意义进一步限定。
一之问：“存养多用静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处教人做工夫。今虽说主静，然亦非弃事物以求静。既为人，自然用事君亲，交朋友，抚妻子，御僮仆。不成捐弃了，只闭门静坐，事物之来，且曰：'候我存养！’又不可只茫茫随他事物中走。二者须有个思量倒断始得。”[19]
由引文可知，朱子直接否定了存养多用静的说法，他提出圣贤的方法是教人在用处做工夫，工夫落脚点是在用上，虽然说主静存养，并不是要人放下应事接物去求静，如果只是闭门静坐，不去应接事物，只说存养，这也不是静中存养，在此，朱子否定了“主静”是存养的主要工夫，并将“主静”与“静坐”作了区别，这个区别很关键，可以说明朱子晚年否定“主静”工夫，但没有完全否定“静坐”。
接着，朱子又说：“事物之来，若不顺理而应，则虽块然不交于物以求静，心亦不能得静。惟动时能顺理，则无事时能静；静时能存，则动时得力。须是动时也做工夫，静时也做工夫，两莫相靠，使工夫无间断，始得。”[20]
朱子在此指出“一味求静”并不能达到“静”的效验，而要看到动静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在静时能存养，则动时就有力量，只有在动时能顺理，则无事时就能静，动时离不开静时的工夫，同理，静的状态一样不能不管动时的工夫，动静工夫不能互相代替，动静工夫都不间断，才能真正成德。在此，朱子强调哪怕以“静”为境界，也不能只用“静”时的工夫，“以静求静”是错误的方法，并且静中存养也是为了能应事接物，“静”作为效验并不是唯一追求的境界。
62岁时朱子与徐彦章又多次讨论如何认识“静中存养”。此时朱子更注重从辩证的方法去理解“静”，他说：“盖未发之前，万理皆具，然乃虚中之实、静中之动，浑然未有形影着莫，故谓之中。及其已发，然后所具之实理乃行乎动者之中耳。”[21]他认为未发之前是静中之动，而不是为静。同年，朱子又说：“于本有操持涵养之功，便是静中工夫，所谓'静必有事’者，固未尝有所动也。但当动不动，动必中节，非如释氏之务于常寂耳。”(《答徐彦章》，《朱子全书》，第2583页。1191年)
在此，朱子实是将“静中工夫”作了重新诠释，他认为所说的“静中工夫”就是涵养本源的工夫，“静中”所谓的“不动”是为了能动必中节，与佛家的“常寂”是不同的。68岁时，朱子又说：“存养是静工夫。静时是中，以其无过不及，无所偏倚也。…其静时，思虑未萌，知觉不昧，乃复所谓'见天地之心’，静中之动也。”[22]由此可知，存养所谓的属于静工夫，是思虑未萌，却是静中之动，其用动还是用静是根据有事无事而变，而非单以静为主。
问：“南轩云：'敬字贯通动静，而以静为本。’”曰：“那是就那主静上说。闲时若静坐些小，也不妨。”因举明道教上蔡且静坐，彼时却在扶沟县学中。明道言：“某只是听某说话，更不去行。”上蔡对以“无可行处”。明道教他且静坐。“若是在家有父母合当奉养，有事务合当应接，不成只管静坐休！”[23]
由引文可见，朱子将南轩“敬以静为本”限定在“主静”之时，并将“主静”阐释为闲暇时的静坐小会，说明朱子晚年对“以静为本”的说法十分谨慎，更是将“主静”限制在闲暇时的静坐中。对于明道教上蔡“静坐”工夫，朱子也是提出如果家中有父母应当要好好奉养，有事应当去应事接物，而不能只管去静坐，可见朱子对二程的“静坐”也作了限定。同时也说明朱子晚年对“主静”的限制也进一步影响其晚年对“静坐”的认识，对此下文另述。
最后，朱子晚年对“主静”的限定还体现在其转变了中晚年时期以“主静”言“敬”的说法，不再提倡“以主静言持敬”，而认为以二程的“专一”言持敬最到位，由此进一步降低“主静”对“敬”的意义。
问：“敬通贯动静而言。然静时少，动时多，恐易得挠乱。”曰：“如何都静得！有事须着应。人在世间，未有无事时节；要无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许多事。不成说事多挠乱，我且去静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静，顽然不应，便是心都死了。无事时敬在里面，有事时敬在事上。有事无事，吾之敬未尝间断也。且如应接宾客，敬便在应接上；宾客去后，敬又在这里。若厌苦宾客，而为之心烦，此却是自挠乱，非所谓敬也。故程子说：'学到专一时方好。’盖专一，则有事无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这一句是紧要处。”[24]
由引文可知，朱子并不认为静时少，动时多则会扰乱持敬工夫，因为人不可能一直都处于静的状态，有事必须去应接。人只要活着即不可能有无事的时候，要无事，除非是死了。从早到晚都有许多事，不能说事情很多会扰乱本心，所以姑且去做静坐的工夫，持敬并不是如此。因为如果事务来临，自家却要主静，心如顽石一般不去应接，便也是心死了，无所谓涵养。持敬涵养是无事的时候，敬在心里，有事时心在事上，有事无事，持敬都不间断。
由此朱子认为程子以“专一”解释“敬”最准确，因为专一就是说有事无事都要专一，而并非无事时专一。对于朱子48岁后对静的警惕，徐复观认为这说明了朱子学是继承孔学本宗的，他说：“这是了解朱元晦的人格与学问的大脉络。这也正式承继孔子的大脉络。《论语》中便有二十一个'敬’字，而'执事敬’、'修己以敬’最有概括而深切的意义。”[25]
四、以“敬”消解“静坐”的过程
前文分析，朱子逐渐取消“静中存养”的工夫意义，将“静”限制在效验的意义上说，而朱子对“静中存养”的认识的改变也影响着其对“静坐”工夫的认识，《语类》有载最早的时间是朱子44岁后，其曾明确否定延平教人静坐之法，并以敬取代静坐的意义。他说：“某旧见李先生，尝教令静坐。后来看得不然，只是一个'敬’字好。方无事时，敬于自持；凡心不可放入无何有之乡，须收敛在此。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时不存。”[26]
可见，朱子否定了延平的静坐之法，认为“持敬”工夫比较好，因为“敬”是收敛，而不是将心放到空寂的地方，静坐可能有这样的危险性。从《语类》可以看出，朱子49岁后对“静坐”的解释也非常谨慎，他说：“静坐非是要如坐禅入定，断绝思虑。只收敛此心，莫令走作闲思虑，则此心湛然无事，自然专一。”[27]
他强调“静坐”不是禅定，而是用“收敛”、“专一”来解释“静坐”工夫，很明显实际上是以敬的工夫来解释“静坐”，以“敬”代“静”的倾向很明显。1183年，朱子又提出静坐不能离开持敬，他说：“静坐而不能遣思虑，便是静坐时不曾敬。”[28]在此朱子指出了持敬对静坐的影响。
进入晚年后，朱子虽然取消了“主静”的工夫意义，但并没有完全否定“静坐”工夫，65岁时，朱子还曾举明道和延平言静坐，表明“静坐”也是必要的工夫，他说：“明道教人静坐，李先生亦教人静坐。盖精神不定，则道理无凑泊处。”[29]又说：“须是静坐，方能收敛。”[30]还说：“根本不立，故其它零碎工夫无凑泊处。明道延平皆教人静坐。看来须是静坐。”[31]
可见朱子晚年依然肯定“静坐”对涵养本源的意义。但实际上他对静坐的肯定其实是很有限的，在和持敬比起来，“静坐”简直就是反面工夫了，他说：“但敬便是个关聚底道理，非专是闭目静坐，耳无闻，目无见，不接事物，然后为敬。整齐收敛，这身心不敢放纵，便是敬。”[32]朱子强调敬是整齐收敛，并非耳无闻，目无见的“静坐”。
另外，朱子还强调“静坐”的工夫只在有限范围内使用，不能专为一项工夫。朱子说：“明道教人静坐，盖为是时诸人相从，只在学中无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无事固是只得静坐，若特地将静坐做一件功夫，则却是释子坐禅矣。但只着一敬字通贯动静，则于二者之间自无间断处不须如此分别也”。[33]朱子认为“静坐”是闲来无事干时不得不做的工夫，不能专为一件修养工夫，否则和佛家坐禅无异。而持敬通贯动静，简直比“静坐”实用太多。
随着朱子将“未发之静”解释为“静中之动”后，“静坐”作为独立工夫的意义就被取消了。朱子说：“如何都静得！有事须着应。人在世间，未有无事时节；要无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许多事。不成说事多挠乱，我且去静坐。敬不是如此。……故程子说：'学到专一时方好。’盖专一，则有事无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这一句是紧要处。”[34]
在此，朱子对“持敬”是否要多用静的问题直接作了否定，他认为实际上“用静”的时候是非常少的，应事接物都不能以“静坐”来逃避，而敬的工夫就不是如此，有事无事，持敬都不会间断。涵养工夫只要“主敬”，而主敬做到专一就够了，如此“静坐”的独立地位其实已被消解。
综上所述，朱子以“敬”消解“静”的历程实是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对于朱子中晚年对“静”认识出现转变的原因，其背后是朱子对延平“静中体认”思想的反思，也是对二程言“主静”与“主敬”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对此徐复观认为主要是受到二程影响，[35]但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年时期朱子是在知道二程“不言静，只言敬”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以静为本”的说法，这是因为一方面还有早年受延平的影响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年时期朱子主要与湖湘学派论学的需要，针对湖湘学派缺未发前涵养一段工夫，朱子的主要任务是与张南轩等人辩涵养于未发前的重要性，故其对“主静”有特别的强调。
虽然二程晚年强调涵养工夫在“事”上用力对朱子产生了很大影响，朱子在中年时期对敬的基本观点显然是继承了二程，朱子中晚年论敬仍然没有改变二程“事中涵养”的思想，所以朱子中晚年“主静”观点转向主要原因显然与二程关系不大，重点还是由于中晚年时期朱子的主要任务是与陆学对话有关。
因陆学偏重尊德性工夫而缺失了道问学，朱子批其近禅，而“主静”的说法确实容易陷入禅学之弊，所以朱子中晚年对“主静”工夫有很强的防范意识，48岁后慎言“主静”。朱子对“主静”工夫的思考伴随着朱子的一生，从朱子以“主敬”消解“主静”的过程说明了朱子对涵养工夫的不断修正与完善，是朱子晚年工夫思想不断成熟和完善的体现，而这也正是朱子思想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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